2016年，教育部关工委组织开展“院士回母校活动。4年来，“神舟号”飞船首任总设计师戚发韧、“核潜艇之父”黄旭华、“嫦娥之父”欧阳自远等百余位两院院士相继受邀回到母校参加“院士回母校”活动，与学生面对面地交流分享治学做人、敬业报国、追梦筑梦、奋斗圆梦的故事和感悟，用亲身经历为在校大学生上了一堂堂生动鲜活、富有感染力的思政大课。
本期主人公的是“神舟号”飞船首任总设计师，清华大学校友、中国工程院院士戚发韧。
戚发韧：空间技术专家，1952年考入清华大学航空系，曾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副院长、院长，同时担任过多个卫星型号和飞船的总设计师。现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技术顾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第九、十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会委员。曾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两次，一等奖、三等奖各一次，航空航天部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0年获中国工程科技奖，2003 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进步奖的技术科学奖。200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主持人：戚院士，我相信台下同学都还记得这样一个时刻，“神舟五号”发射之前，航天员即将登上飞船时，您对我们的航天员说：“一切准备完毕，我们有充足的信心。”我想问一下戚院士，您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戚发韧：那个时候应该很紧张，但实际不紧张。为什么呢？我1992年承担这项任务的时候，实际上我知道这个任务有多重，载人航天，人命关天。在没有承担这项任务之前，我两次到“拜科努尔”发射场去看发射。那个时候因为我不搞飞船，是参观者。印象很深刻，航天员上天之前，总设计师要给航天员说：“准备好了，你们上船一定能回来。”然后签字画押。
那个时候我是看光景，等1992年要我承担这项任务的时候，我就回忆那个时刻。这件事情太吓人，我到那个时候能说这句话吗？能签这个字吗？我那个时候已经59岁了，我确实说过我不想干，因为压力太大。没有人的时候一颗卫星失败的话，我觉得可以理解，假如说有人的时候失败了，没法儿交待。所以那时候坦率讲，我心里很紧张，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但是，我们那一代人，领导叫干嘛我们就干嘛，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所以最后还是干了这件事，一开始就做好了思想准备，知道搞载人航天第一位的是要保证航天员的安全。
我有一次经历，印象深刻。中国第一颗导弹试验失败了，我在现场。当时我很年轻，心理压力非常大。第一次干工作，“东风二号”现场试验就失败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地面试验不充分，地面问题没有暴露。要想保证成功，就要充分做好地面的试验。所以搞“东方红一号”卫星时，我就落实这件事，帮助孙家栋同志完成充分的地面试验，所有能够想到能够做到的我们都做了。后来发射成功了。
当我搞载人航天飞船时，要载人了，我当时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要在北京建设航天城。凡是地面能做的试验我一定做。“神舟一号”“神舟二号”“神舟三号”“神舟四号”地面天上试验都做得非常充分，所以我敢跟航天员讲，你们上去吧，没有问题，我也签字画押了。这就是说靠经历、靠经验、靠我们扎扎实实的工作。除了我们要做的地面试验外，还不能有错。所以在我们搞载人航天工程时，质量意识就是“零故障、零缺陷、零疑点”，一切都不能有错。要做到这一点，办事非常严格，要做到“五有”。也就是你不能凭经验去做，要按经过批准的正式试验程序去做，要有两个人做，所有的系统要有记录，所有的结果要有比对。每次做的试验一样吗？为什么不一样，要搞清楚，最后签字画押。我每件管理都这么严格，保证中国到现在为止的十艘飞船、十位航天员上天，都没有出现问题，叫“十全十美”。就是说，要有一个正确的理念、严格的质量意识、严格的管理作风。所以我觉得真正紧张的是“神舟一号”上天的时候。
主持人：戚院士，听说您当时在填报大学志愿的时候三个专业都填了航空系，您当时怎么就想读航空专业呢？
戚发韧：这个还是从小时候说起吧。我1933年出生在大连，1933年到1945 年，我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因为是亡国奴。那时候，我看到过美国飞机来轰炸，它丢了炮弹之后晃晃悠悠就走了。飞机很神奇，小孩子心里觉得这个挺厉害，虽然是大重笨，但是给人的感受不一样。1945年解放，1949年建国，马上就抗美援朝。那时候我在大连念高中，志愿军的伤员靠船从朝鲜送到大连，由大连军事医院进行抢救治疗。这些伤员都是被美国飞机被轰炸机轰炸的，血流成河、伤口惨不忍睹。那时候心里特别难受，国家没有了，当亡国受欺负；国家有了，强大了仍然受人欺负。为什么说美国的飞机经常到东北去扫射，但从不到大连去，为什么啊？苏军都在大连，有强大的空军，它不敢去，它迷失方向也不迷失到这来。当时想到的就是中国还不够强大，没有强大的国防，没有强大的空军，所以在这个心理下，我以后一定去造飞机，保家卫国。就这么个思想。
1952 年院系调整，整个中国的航空系都到了北京，名义上成立了航空学院。那个时候就报考航空，被清华大学录取了。五年的大学我在这里过了三分之一，这三分之一特别可贵，清华的文化首先是爱国，另外是勤奋爱学，学习氛围非常浓厚。所以当时在那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这样学了五年航空之后，也准备到飞机部做飞机了。我学的专业叫飞机工艺专业，工匠，到飞机工厂造飞机的，不是设计飞机的，我觉得也很重要。虽然我们航天航空工业还不错，但飞机工艺还不是很好，但是1956年成立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搞导弹的。我1957年毕业，国家需要，我就分配到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五院成立时，没人见过导弹，只有我们院长钱学森在美国搞过导弹。所以他就给我们上第一课——导弹概论，从那入门。有些人问，你为什么去学航天呢？我说，当年没有航天这个概念，就是搞导弹，是国家需求。所以我们那时候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现在你要选，国家有什么需要、有什么需求，你就奔着去吧！现在我们说了，说得很清楚，国家的重大需求，就是年轻人奋斗的方向。我到航天就是这么个过程，航天到现在是60年，我是干了59年，差了一年，所以给大家说了我不是第一个赶上的。
主持人：我听到一个小道消息，说别看戚院士现在是院士，还是总设计师，其实戚院士在年轻的时候不算是学霸，还有一段在学习上比较吃力的时间，我想当面求证这是不是真的？
戚发韧：我在《中国青年报》写了一篇文章《不要怕失败在起跑线上》，我经历了在日本统治下的奴化教育，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稀里糊涂地读完了小学。当地公开被苏军占领着，还没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那个时候呢，一些年轻的大学生们自发地组织成立了一所中学，我是在这里念的中学。到了1950年，我就到大连读高中了。这个高中叫什么？初中“戴帽”，就是在初中招几个班叫高中班，没有课本，念了两年半。大连是春季毕业，但全国统一秋季招生，我们就有了去大学念书的机会。
我提前半年就去了，到了北京后和关内的同学一起学习，我就特别地吃力。那个时候讲抛物面了，而我连抛物线还没学会，所以那个时候学习确实差一大截。但是我们清华大学学习动力非常足，我们确实努力。我大一大二是学习最吃力的时候，也是最努力的时候。所以我说我并不是像那些人讲的小学中学是第一、是学霸，我不是。但是我很努力，我遵守纪律，按时完成作业。我觉得现在学校有两种人，一种人玩得不错学得不错；还有一种人呢，没玩儿老在那学习，也不错。两种人都需要，都能成才。我很羡慕我们的一些同学，人家玩也玩了，但是考试也不比我差，我挺努力的，成绩也跟他们差不多。我觉得智商高的人可以更好地全面发展，但是也有像我这样的，笨鸟先飞，也可以努力。
那个时候，坦白讲，我们考试不像现在这么紧张。这四年不够，好多调干的，所以说要宽进严出。我们东北来的有十几个，真正按时毕业的不多，因为跟不上。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留级的，现在进了就能毕业，我反对，因为不能进来大学就能毕业。我们那时候有留级的，甚至还有开除的，但是我确实还是很努力的，能按时毕业。
到了三四年级，学习效率好一点。当时班里有“三驾马车”，班长、团支部书记和总干事，都是给人家服务的。我当过总干事，服务挺不错，也当过团支部书记，就是没当过班长。班长要学习最好的，没当过我一辈子都很遗憾，虽然并没有影响我现在的成就。所以千万不要因为初中、高中、大学里稍微有一点失误就丧失信心了，来日方长，不要怕输在起跑线上，人生是马拉松赛跑，不是短跑。
戚院士寄语青年大学生
“爱国精神是安身立业之本，大学生应该多想想祖国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希望年轻人，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严谨务实、勇于攀登’的‘航天精神’和‘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贯彻到工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