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回母校丨“30年的时间里我没有回过家，我还是无怨无悔！”-凯发k8官方

1958年党中央批准了聂荣臻元帅关于研制核潜艇的报告，国家开始组织核潜艇工程队，我是第一批被选中参加工作的。从1958年开始一直到今天，没有离开过核潜艇前线一直坚持下来的，我想大概只有我一个人。在这个过程当中，这条路很不平静，一路荆棘重生，障碍重重，为什么我坚持下来一直到现在？我的回答是无怨无悔。

我是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小学毕业的，我的家乡在沿海，抗日战争一爆发，沿海的城市基本上都陷入到了日寇的侵华战争当中，所有的学校基本都停课了。我原来的志愿是学医，因为我父亲母亲是医生，希望我将来继承他们的事业，把治病救人、救死扶伤作为我终生的志愿。但是小学毕业后，学校停办了，我在家待了半年，这半年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很小，但是我参加了抗日宣传活动，在我们家乡演出话剧做宣传。有一天晚上说日本人要登陆我们那个地方，当时来看我们演出的群众很多，我们在台上抓到汉奸，底下的群众就叫打，给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在想，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小学毕业就找不到地方读书了？这个问题在我的脑子里面留下了。

过了春节，汕头一所学校搬到了揭阳市一个山沟里继续办学。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高兴，跟着我的哥哥去上学。那时交通都被破坏了，没有交通工具，完全靠两条腿走山路。我很小，走了四天四夜，脚都起了水泡，到了山沟里，爬过最后一个山坡，我一看，前面几座草棚，一打听，就是我要去的学校。就是这样一个学校，日本飞机还是经常来破坏，飞机一来，老师就带着我们，拿着书包和黑板躲到隐蔽的地方坐下来继续上课。我在这个学校读了两年半，这两年半当中，有一次紧急疏散、有一次停办一个学期。我就想为什么我们中国那么大的地方，却连一个安静读书的地方都没有。

我向往桂林，桂林是当时抗日战争西南大后方，比较安静的一个地方，从揭阳，经过梅县、韶关，辗转到了桂林。到西岭的前一天，西岭就被日本人给炸了。我到了之后，旅馆都找不到，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收容我们的地方，但是房子有一半被炸坏了，我们就在另一半房子里睡觉。路过衡阳，那更惨了，沿路都在轰炸，火光很大，非常悲惨。在桂林读书，是比较好的环境了，但是日本飞机炸桂林是非常厉害的。飞机一来，警报器就拉响，学生就赶快向山里面跑，往往是从早上一炸，警报就响了，就往山里跑了，一直到晚上警报才结束。饿一天，没有东西吃，有钱的人还可以在外边买一点小点心吃，我们学生没有钱，只能饿着肚子。

这样的事情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因为我们国家太穷了、太弱了，没有有力的国防，因此受人宰割、受人欺凌。学医当然能治病救人，可是我觉得救得了人，救不了国。我改变了思想，我不学医了，我要学航空，学造船，为什么是航空、造船？学造飞机，保卫我们祖国的蓝天；学造船，我可以造军舰，抵御外国人的侵略，保卫我们的海疆。

1958年我很幸运被选中参加核潜艇的研制工作，核潜艇的技术非常复杂，牵涉面广，综合性强，要求高，它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集中地表现。我们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国家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跟工业生产能力根本不具备制造核潜艇的条件，更大的困难是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人才，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学校里面没有这个课程，我们又没有参考资料可以借鉴，更没有专家可以指导迷津。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白手起家，从头开始。

为了早日掌握核潜艇技术，当时我们国家曾寄希望与跟苏联共同研制，但是赫鲁晓夫来到中国的时候，说中国的技术不行。赫鲁晓夫在回忆录里说中国想研制核潜艇那简直是异想天开，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他很傲慢地说：你们中国没有水平，也没有能力研制核潜艇，我们苏联有核潜艇，同样可以保卫你们。他建议跟中国建立联合舰队，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要求中国提供港口基地，让苏联太平洋舰队驻扎。毛主席一听非常气愤，认为苏联想控制中国，赫鲁晓夫的回忆录里说：毛主席突然站起来，挥动着他巨大的手掌说：“你们不援助，算了，我们中国自己干”。

毛主席这句话，我理解有三个含义：第一，中国已经需要有核潜艇了，因为常规动力潜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就发挥了非常惊人的战力，有了核潜艇更不得了。第二，核潜艇装备了导弹，它负责第二次核打击和核报复，平常也是压制对方核讹诈的有力手段，核潜艇的技术难度非常大，必须全国集中力量来搞。第三，中国人民自己有自信、有决心、有信心，靠自己的力量也一定能够把核潜艇搞出来。

这三个含义，对我的影响极大。我下决心，一定要实现毛主席的诺言。中间经过了种种变迁，但是我一直坚持下来了，因为核潜艇中国需要，毛主席号召我们一定要搞出来，十年不行，一百年；一百年不行，一千年；一千年不行，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我记得1958年回了趟老家，在家只住了三天，过了元旦就走了。临走的时候，我母亲摸着我的头说：少强，你从小就离家在外颠沛求学，那时战争动乱、交通中断，你回不了家，现在解放了，交通恢复了，父亲母亲年纪也比较大了，希望你经常回家看看。我满口答应，我也应该这样做。但是这一别就是30年，因为我从事核潜艇工作，绝不能把工作的性质、单位暴露出去。

1958年我从上海调到北京参加工作，组织上只告诉我出差到北京帮助工作，我提了一个小包就去了。一到北京，就被留住了。家里老是问我，你在北京哪个单位，干什么工作，我没办法回答。慢慢地我就习惯，根本不跟家里联系，除了每个月按照我的工资收入给家里寄点钱。这种情况下我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当然会产生好多想不通的，“三哥大学毕业了，就忘了家了，不养父母”，我没有办法回答，甚至我父亲临终时都只知道我通信的信箱号码。

1985年《解放军报》有一篇报道，题目叫做《献给中国新型潜艇的研制者》，初步爆料了中国研制了核潜艇，也讲了总设计师姓黄，但是没讲核潜艇，也没讲黄旭华。我看了这个报纸，我就理解了，大概是保密的大门稍微放开了一点，我应该找个机会跟家里说一说。1987年，上海《文汇月刊》有一篇题目为《赫赫而无名的人生》两万多字的长篇报道，比较详细的介绍我的事迹，于是我就把这篇两万多字的报道寄给了母亲。我听我的妹妹讲，我的母亲一字一字地读。虽然这篇文章讲了核潜艇，但是只讲黄总设计师，没有提名字，但是它讲了我妻子的名字。我母亲一看，文章里面讲的就是我的儿子，我母亲含着眼泪把我弟弟妹妹找来，简单说了一句话，说三哥的事情你们要理解要谅解。对我来讲，这句话把我从如山一般的负担中一下子解脱了出来，我非常感谢我的母亲和我的兄弟姐妹原谅我。

1995年，我突然接到弟弟的电话，说母亲摔了一跤，不行了，你赶快回来吧。我马上坐飞机，一路没有停，从武汉到广州，从广州到海丰，3 点多钟我赶到了母亲的身边。我母亲当时是昏迷状态，我站在她的旁边，她感觉到有人，轻轻地说了一声：“是谁啊？”我说我是少强，我回来看你了，她一下子眼睛睁开了说：“谁通知你的，我没有告诉人家叫你回来的，你的工作很忙，我并不希望你回来”。我说：“妈妈，我想你呀”。我说我想你，她眼泪就掉下来了，她又说：“你一路很累，你到旁边房间休息一下”。没有多长时间，她又醒了，让我的妹妹喊我过去，让我的妹妹把她的眼镜给她戴上去，她看我说我胖了。我的妹妹是一位医务工作者，过了一会儿突然哭了。我说你哭什么，她说阿妈走了。我回到母亲身边，一直到她走，大概不到3个小时。我的弟弟说，如果你不回来，阿妈就不会走，她会等你回来，就是因为你回来了，阿妈才放心走的。我妹妹告诉我，阿妈没有告诉我们通知你，但是昏迷的时候老是讲你什么时候回来。30年的时间里我没有回过家，我没有履行对母亲的诺言，但是工作的需要，我严格地履行了对国家的诺言，我还是无怨无悔。